3、走向极端化的“乌合之众”
不过大家口中的“乌合之众”，仍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前面提到的“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但这种集体行为真正的可怕之处却在于集体行为模式中有可能出现比个人行为更激烈的部分 。在勒庞的书中，他这样描述属于群体行为的狂热：“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纵观人类的历史，这种群体的狂热并不鲜见，而一旦出现这样的群体狂热，越来越极端的观点和行为会占据主导，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悲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模型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 。事实上，愿意参与某一集体，和愿意按照集体的行为模式行事其实是两个层次的事情，我们可能愿意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可如果周围的人并不疯狂，那我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冷静 。不妨假定我们心中有一个加入疯狂大军的阈值，如果疯狂大军的人数还没有达到这一阈值，我们还可以保持冷静 。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到某种“含蓄”的社会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都加入到了一场狂欢晚会，但并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唱首歌或者跳个舞，这时的气氛非常尴尬——而如果在一个有许多活跃分子的社会，很容易就达到了每个人心中的阈值，接下来，可能平时连说话都很少的人都已经加入到了狂欢的队伍，事实上，这时舞会的气氛是被少数人带动起来的，只是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已经不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如果这些人再一次掀起活动的新高潮，也很容易让其他人达到心目中“新高潮”的阈值 。而如果这不是一场联欢会，而是一次社会动荡，那么就有可能出现非常可怕的情况 。格兰诺维特模型表明，集体行为走向的极端化不但与每个人自身的偏好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还与是否存在“活跃分子”“活跃阈值很低的人（如笑点低的人）”等多种因素相关，而这些因素在一场集体行为开始之时往往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料的 。
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的《独裁者手册》中，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一场选举中，如果某一政党需要争取相邻的三个村子选民的选票，于是决定给三个村子中最支持该党的一个反馈某些利益（如医院、学院或者其他公共产品），这时，只要该政党能牢牢把握两个村子中有影响力的选民，就甚至可能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获胜，因为第三个村子的公民如果不大规模的投票给该政党，他们很可能会在该党执政后利益受损，而如果投了票，他们还可能从反馈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如果变成最极端的支持者，那么还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取利益 。这个例子说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每个人都在适应“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但实际上，可能存在某种更核心的成员足以支配集体行为 。在鸟群、象群中也存在着某种“领导”的角色，这种角色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的作用会相应增大，如果希望操纵一个群体中大多数的“乌合之众”的“意愿”，你或许不必尝试去控制和贿赂多数人——通过前面的例子，我们看到，通过向少量的能让自己致胜的团体输送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再加上公众对利益的追求，就有可能实现 。野心家们互相找出对方那些不那么迎合乌合之众的一些言论或行为，好让大家真正抛弃这些人，这就有可能让本来思想和行为就高度同质化的乌合之众团体变得更加极端，从而完全陷入某种无法解脱的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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