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发笔 ， 于是于萧穆而言，成为新年里独特的光明时刻，如一束光照亮他风尘仆仆之旧年的阴暗与不快 。新年的读书发笔 ， 也给生活极度不安定的萧穆以心灵的锚定 。在新年约定俗成的祭祀、娱乐活动之外，新年发笔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文人的特质 。于新年的喧哗中，这一小小的举动为萧穆这样的文人提供了片刻的安宁 。在鞭炮声、吆喝声中，无声的书写显示了沉静的魅力 ， 表彰了文字的力量 。
五、新年发笔的家族性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 。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一九四九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 。”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 ， 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载 。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 。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 。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的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 。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祖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 。而在曾国藩家族 ， 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 ， 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 。曾国藩对新年发笔一事的坚持，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其子曾纪泽（1839-1890） 。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早饭后，……旋至幕府贺年 。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 。”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 。”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 ， 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其事实上的新年发笔 。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从下一年度开始 。从现存曾纪泽日记来看，有十三个年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 。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 。此外，曾纪泽日记明确写道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 ， 观儿辈发笔 。”可见，新年发笔在曾国藩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有自的必须事宜 。而从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 。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开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 。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性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有雪 ， 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 。新年举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开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 ， 也象征着家族兴旺的香火绵延 。
新年发笔，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 。父辈写 ， 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 。读书人家的孩子，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发笔之后，才是玩耍和娱乐 。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后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纸，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八个字 ， 将其粘贴在壁上，任务便算完成，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 。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全是福建人，这是否表明，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 ， 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 ， 表现出一定的族群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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