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仕途为何难以如愿苏轼仕途不顺( 二 ) _苏东坡仕途为何难以如愿

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职时，更是关心民苦民疾，当时适逢大旱，饥荒瘟疫漫延，苏轼奏请朝廷，减免老百姓赋税。
第二年又疏通治理西湖，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将西湖分为里湖与外湖，在长堤上夹植花柳，造桥六座，这就是今日的“苏堤” 。因此杭州老百姓十分感激，“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祠堂)以报。”
苏轼在职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事，践行着自己强国富民的主张。
因为苏轼出身于一个较寒微微的小地主家庭，对老百姓的甘苦十分了解，步入官场，出于责任感，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他赋诗曰：
崎岖世味皆尝遍，寂寞山栖老渐便。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

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具备的。关注时政，提出主张，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苏轼大半生宦海沉浮，却披肝沥胆，指陈利害，献策进言。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刚刚步入官场的苏轼，年纪不过二十六岁，就向朝廷进呈策论二十五篇，是有关国计民生与国家方针政策的论文，“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扺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
如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较赋役、去奸民、省费用、定军制等等。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又上呈《思治论》，提出“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的“三患”，是“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决不可不治”，强调了“卓然有所立”的主张，表达了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
宋神宗上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随后又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加大推行新法力度。新法受到以司马光为守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反对与抵制。
苏轼一生，几乎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相始终，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历史洪流中，还曾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苏轼拥有独立的见解，与王安石的新法有很多共同点也有某些方面反对的主张，反对激进，倡导循序渐进。
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虽然他被归入司马光一派，但政见也存在差异，有分歧。于是，王安石当权排挤打击他，司马光当权也诬陷攻击他，令他难以在朝中立足。
但苏轼无论得势还是失意，在朝还是地方，都心系国家与黎民，表现出独立的人格魅力。

四、君子无“朋”苏轼一生守正不阿，特立不群，深知正邪不两立，无论是王安石当权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不随波逐流，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表明这两个人都是君子，但不会任人唯亲，要保持“不随”的个性。
苏轼身正而无所畏惧，“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赢得后人崇高的评价。
南宋孝宗说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铮铮铁骨，浩浩丹心，真是我辈学习的道德君子。
苏轼说：“君子不恶人，也不恶于人”，其意是说君子不讨厌别人也不被人讨厌。他正是一个这样的人，胸无城府，率性坦荡，不因个人好恶或恩怨去区分好坏与恩怨，包容与大度。能够不计前嫌，与王安石朝堂上争议，私下十分友善。
当王安石二次罢相退居金陵钟山之麓，苏轼由黄州贬所又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舟经金陵，他特意去拜访王安石，谈文说艺，相互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