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了多少鲍勃·迪伦的书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 二 ) _云知道

2011年，苏茜在曼哈顿家中因病逝世，四十余年来拒绝一切采访，终成《放任自流的时光》，她旁观了迪伦最重要的生命片段，但不是迪伦吉他上的一根琴弦。她只是她自己。

【美】格雷尔·马库斯/著董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8月
乐评人眼中的迪伦：《地下鲍勃·迪伦与老美国》
（民谣复兴运动）对整个民谣文化提出了罗曼蒂克的要求——它要求民谣文化诉诸口述，由即时性、尊重传统、使用地道的语言、有公共性，是一种有个性的文化，反映权利与义务，乃至信仰，它反对中间派、专家、没有人情味，它反对技术官僚文化，也就是那种关于类型、功能、工作与目标的文化。
著名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如此描绘迪伦所处的时代，即“民谣复兴运动” 。书中，马库斯除却对谱曲、作词等创作细节的描述外，还关注迪伦艺术理念的流变，包括他一直以来对自身“标签”的轻视与反抗。“迪伦放弃了将生活等同于艺术的观念，只是服从内心音乐的指引，这时他所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等于是放弃了一整套信仰与公理的体系与情结，而很多人正是依赖这套体系判断是非好坏。”他对迪伦的艺术家身份判断十分精到：“作为艺术家，他风趣、粗暴、带有预言色彩、充满攻击性、可怕、难以捉摸；而深入这些特质，你可以听到谨慎、狡猾、沉思，以及保持领先一步，保持控制的欲望。”
马库斯的乐评文字想象力充沛，偏个人阐发，有时略显散漫而无边际，有牵强附会之嫌，常常提一些“民谣如何反映美国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一类的大问题。或许因为这片土地的种种机理太过复杂，民谣又寻求着将它们全部吟唱出来的野心，落笔时难免有力不从心处。

【美】肖恩·威伦茨/著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教授眼中的迪伦：《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
肖恩·威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因而这本《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在追溯迪伦的每张专辑、每场演唱会时，多了几分学术分析的色彩。
迪伦的词作离不开工人阶级左翼思潮，肖恩·威伦茨将目光投诸工会组织“人民阵线”和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叛逆歌手阿隆·卡普兰。卡普兰的一系列歌曲，如《普通人的号角》（Fanfare of the Common Man）、《阿巴拉契亚之春》（Appalachian Spring），关注乡野间的普通人和最质朴的原乡。但是，当他与激进共产主义组织深入接触联系后，一些理念冲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这致使他中年时与亲共左翼决裂。
在肖恩·威伦茨看来，卡普兰和迪伦之间：
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40岁，但卡普兰和迪伦都是立陶宛犹太移民的后代。两人都着迷于‘比利小子’这样的底层人物和不法分子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各自时代的纽约音乐版图上那些年轻的左翼音乐圈。二人都深深地吸收了美国过往的流行音乐（尤其是对西南部的民谣及神话特别感兴趣），并将其转化为他们的艺术……他的管弦乐作品与迪伦的歌曲都提出了有关音乐与政治、简单与困难、妥协与天才、爱与偷窃等同样的谜题。
在威伦茨的介绍中，迪伦深受“垮掉派”影响，此派蔑视传统，放荡不羁，追求纯粹的身心自由，他们的生活正如迪伦歌中所唱，“当你一无所有，便不再担心失去。”迪伦的创作反过来也影响着“垮掉派”，有人回忆首次听到《暴雨将至》时的反应：“当时他的泪水涌了上来，心中满是光明的快乐，感觉到波西米亚传统正传递给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