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驯化动物”这一历史性的行为在病菌方面带给人类的巨大影响 。
戴蒙德在《枪炮》中提到，欧亚病菌杀死了大批土著人，但是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狩猎采集民族所携带的病菌，却难以对旧大陆的人民造成致命的伤害 。 刨除病菌起源于家养动物这一假说，戴蒙德也尝试从人口稠密程度以及贸易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特诺奇提特兰城没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着那些西班牙人” 。 他认为，新大陆开始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稍晚于旧大陆，且美洲的3个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并没有经常性的快速贸易，并不是像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在罗马时代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巨大的病菌繁殖场 。
而我们知道，无论是人口稠密化发展，还是频繁的贸易交流，无一不建立在畜牧业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之上 。 而驯化动、植物所引发的农业革命，为人类打造了新的生态系统，病菌也显然在这一新世界所提供的环境里，迸发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
相反，在旧石器时代，人口的聚集与扩散达不到如此大的规模，也不会有家养动物作为中介为病菌的超级演化提供温床，更不会有诸如因定居而带来的水、土壤交叉传染的因素 。 因此，即使有传染性较强的病菌从野生动物进入到人类体内，一些部落或者某个区域的人群可能会因此而灭绝，但是其杀伤力、扩散能力应远远不及农业社会的超级病菌 。
的确，病菌从家养动物演化而来的观点还有待检验 。 然而，即便病菌不是起源自于那些一万年前陆续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即便被驯化的动物也许只是增进了人类与自然界已存在病菌的亲密接触，但它们所引发的人类生态、社会结构改变，一定对病菌的演化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同样无需置疑 。
参考文献：
1戴蒙德. 枪炮, 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2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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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ey F M, Posth C, Esquivel-Gomez L R, et al. Emergence of human-adapted Salmonella enterica is linked to the Neolithization process[J].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202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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