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床位有限 ， 2/3的病人是住不进来的，而我们旁边的医院又有相对富余的病床，我们就与他们谈合作，他们收病人 ， 我们的医生去那里免费查房，以此增加安宁疗护的床位 。
我们所在的天通苑地区，很多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愿意居家 ， 但医生上门服务需要家医资质，我们就找到医联体 。社区医生有资质，但没有时间，于是我们培训了一批有情怀的志愿者，日常由志愿者与患者一对一匹配 ， 隔日上门一次，了解患者的问题并反馈给我们，需要医疗支持时，由家庭医生上门 。
在这期间我们发现，居家安宁的患者可能出现突然的疼痛、呕吐、恶心、意识障碍等问题，社区不一定能解决，我们便开设了4张安宁日间病床，收治这部分有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患者，等到他们症状缓解，再回到家中 。
我们医院内部的其他科室也会出现临终患者，我们和这些科室合作进行安宁共照，他们有需要时发起会诊，我们提供个案管理 ， 他们负责处理原发病，我们负责改善患者的症状，减轻他们的痛苦 。
床位依然是紧张的，我们建立了安宁床位的院前池，每天进行动态评估，病人们在这六种模式中流转 。这个模式不一定能够复制 ， 但对其他有意向的同行来说，大概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
安宁疗护光靠一个科室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团队 。我们刚开始做时是2019年，只有我自己，现在有三四十人了，包括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心理治疗师、个案管理师、临床药师、志愿者等，也有了进修医生和护士的加入，如此才能支撑现有的体系 。
适合国情的安宁疗护学科有待建立
安宁疗护目前没有很好的支持性政策 。医疗的常态是治愈性医疗 ， 评估致残率、致死率、床位周转率……安宁疗护面临的问题在于，死亡率百分之百、住院时间相对较长，有时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有评估体系对安宁疗护的开展并不友好，甚至可能阻碍安宁疗护，这种矛盾在实践中经常遇到 。
适合我们国家的安宁疗护学科建设也还有待建立，做安宁疗护的人不得不在困难和挑战中探索前行 。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护工，同理会痛苦，给予会枯竭 。无法高效利用有限的床位，死亡率影响科室评比，没有体面的收入，很多非治疗性的服务不在医保收费目录内，没有可参考收费标准……给予越多越枯竭，这是客观的现状 。
不同的医院对于安宁疗护的积极性也不一样，需要差异化发展 。大医院收治疑难重症患者，有相对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于安宁疗护没有太大动力，但人的死亡是必经之路，三级医院应当作为技术支持，为安宁疗护的主力军——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提供支持 。
尽管安宁疗护不能给医院创造可见的经济收益，但是，它可以带来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 。
对于患者来说，很多人希望去世前有安静的环境，譬如一个单间病房，我们希望提供，但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我们也在为肿瘤患者思考可能的经济策略，譬如国家对职工有丧葬费抚恤金，这笔钱能否提前给到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属？
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在保障安宁疗护服务方面也面临着财政短缺的困境 。从全盘统筹的角度来说，同样的临终患者，相比抗癌到最后，在不影响治疗效果和治疗结局的前提下，安宁疗护的介入能够显著减少医疗的总费用，患者的生活质量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但是安宁疗护省下的钱涉及许多流程和机构，最终可能会给医院带来亏损 。因此我认为，安宁疗护可以作为基本医疗由国家统筹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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