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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就是2C的中国产品，既缺乏“原产地效应”的支持，也缺乏“文化IP效应”的支持。给人的印象就是靠低价卖产品。换言之，中国的软实力商品不行。
但是，是不是中国文化就不能为中国商品走出去提供保驾护航、增光添彩的软实力支撑呢？不是。

在历史上，以茶叶、丝绸和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商品曾风靡世界。17到18世纪，“中国风”席卷欧洲，在欧洲的装饰纹样中，“中国味”清晰可见。
最典型的是龙凤、麒麟、屋脊上翘的亭子、楼阁式的宝塔、圆锥形的凉帽、古装美人、中国乐器、酒具、纸扇、绸伞等等。
17世纪的法国文献记载说：“来自南京的丝绸是最精致最华丽的。虽然这些丝绸与我们自己的产品类似，但其织造技术总有些地方超过我们，如丝绒、天鹅绒、金丝薄纱、缎子、塔夫绸、绉和其他产品等。”
当时在法国的染织中心里昂，图案设计师会收集各种主题的中国图案，如中国人物、中国儿童游戏、中国花伞、中国车舟，分门别类编辑出版，成为染织设计的重要素材。

在陶瓷方面，无论是亚洲邻邦还是欧洲国家，也都努力模仿中国。
清末民初学者吴宗慈在《江西通志考》记述：“外人初来中国，初则见有佳瓷，不惜重金购去，精美者一瓶一碗贵至数千金，既而自募良工，刻意仿造，虽其式样古雅，终未逮中华。”就是说，外人刻意学中国，但学不到家。
17、18世纪的中国商品是高附加值的代表，而今天中国商品总体上没有摆脱低附加值的状态，原因何在？
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落后了。而美国文化和美国商品通行世界，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的全球影响。
19世纪末之前，美国是孤立的大陆主义；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至“二战”结束，是门户开放的海洋主义；“二战”后进入全球主义。
杂志业巨头亨利·卢斯1941年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社论，呼吁美国人介入战争，在观念上树立大国意识，在行动上履行大国责任，抓住“天赐良机”，以适当的方式对世界施加全面影响，使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 。

可口可乐、吉列等就是在“二战”时走向世界的。
二是中国的本土市场很大，增长也很快，企业走出去的紧迫性不强。即使走出去，有代工的钱可以稳稳当当地挣，创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动力也不够。
三是文化的原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还达不到“原产地效应”和“文化IP效应”的地步。相反，世界一些地方对中国存在的负面联想，还没有转正。
能不能在全球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使之为中国商品走出去保驾护航，增光添彩，提供软实力支撑，这事关中国品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