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 ， 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 ， 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 。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 。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 ， 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 ， 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 ， 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 。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 。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 。另据刘建刚所知 ，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 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 。“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 。”她说 。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 ， 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 。”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还解释说 ， 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 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 。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
刘建刚解释说 ， 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 ， 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 。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 。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 ， “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
在民营医院方面 ， 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扔? ，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 。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 。段涛认为 ， 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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