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 _云知道

光绪戊戌新政的失败，各种记载，全说是由于袁世凯回津之告密，即学校历史课本，亦依据此说，可谓铁案如山矣。袁是窃国罪魁，久为国人所痛恨，这一件事，不过是他的卖主求荣罪恶之一，更用不着替他作辩护。但详考当时的事实，告密固然要变，即不告密也是要变，那该怎么看这件事呢：

谭嗣同等因荣禄是西太后的心腹重臣（西太后指定要荣禄做北洋大臣，统辖各军，这一着棋子，决不是无用意的），想要叫西太后屈服，非先剪除荣禄不可，所以于袁世凯超授候补侍郎后，谭去见袁，以所抄之光绪帝密诏相示。我在此处先要做一补充声明，此诏光绪帝当时是面交杨锐袖出去的，也即是谭所抄的原件，杨被杀后，即密藏他家，后于宣统元年，杨锐之子将密谕赴都察院呈递奏缴，监国摄政王遂交付德宗实录馆。实录馆的定例，只根据内阁发抄、军机处存档、懋勤殿内记注三种。此外不收另采录只字，就是明知是德宗（光绪帝）的亲笔，亦无法纂入。原件是用的大白折子，硃笔正楷，凡遇皇太后字样，均三抬头写。
朕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亦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不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等，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要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谭当时交阅抄渝，袁看过后，似不置信。谭即说是嗷谷（林旭）误事，未将原件拿来，实则原渝决无传渝袁世凯杀荣禄之说。谭又说：“你见了上边（指光绪皇帝），必有交派。”但袁日记载：“初五陛辞，皇上只说你与荣禄各办各事，未及其他则对于谭之所言，当然认为荒唐。
袁世凯
维新四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中，以谭为最激烈，敢说敢做，而亦惟谭为最鲁莽。谭见袁时，要袁于九月阅兵时，保护圣躬，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此事分见梁启超著《谭嗣同传》，及袁世凯戊戍日记，大致相同，而详略则别）。说者谓太后将借天津阅兵时行废立，谗帝者则谓将于阅兵时囚太后。实则清代传统家法，标榜于外，第一是一个“孝”字，帝决不敢冒此大不韪。况帝乃太后所立，北洋大臣又是荣禄，此事亦决不可能。其时林旭主张用董福样，林曾口占一绝，写给谭嗣同，未二句是“请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即以为袁靠不住也。惟彼时莆福祥为荣渌部将，素听其指挥，董于庚子得罪后，曾有上荣相书。内言“戊戌八月，公存非常之举，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实公戈” 。照此看来，即使依林的策划，对董加以宠擢，亦无济于事耳。

清史纪事本末载：“怀塔布及杨崇伊，先后至津晤荣禄，相与定谋，调聂七成军驻天津，飨福祥军移长辛店……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至颐和园见太后，请训政，太后令荣禄仍回津候旨。……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言起，太后垂帘之召下。”据上所言，怀塔布因七月十儿日为阻拦主事王照条陈，特渝革职（即硃谕内所说，本月十九日硃渝，太后已以为过重”之事）挟恨明谋，尚有可说。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时宵御史）何以亦凑在一起做投机的事，则不甚可解，又按训政时，系帝后并坐，并不垂帘，亦无任何人在旁。从前同治、光绪间两次垂帘，召见之人有亲贵常领，两宫太后说话，亦有人口宣，与此次迥异。以“垂帘”二字，各记载往往误用，不可不辨。